映象新闻

[3]其三，行政主体法外设定行政权力不是政策问题而是法律问题。

这个不具有代表性的会议不可能通过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方案，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凝聚精英共识，为制宪会议的召开做好了准备。由众议院而不是参议院来创制征税法案的政治智慧在于，这样可以弱化各州代言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今天，当我们的法律学者呼吁税收法定主义乃至税收宪定主义的时候，美国建国之初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方面，在面对经验世界的复杂性时，尤其是面对现代风险社会的多变现实的时候，试图用事先确立的规则来限定政府应对未来挑战的灵活选择是不现实的。美国财政宪法的诞生固然离不开1787年制定的宪法，但如果没有汉密尔顿和盖乐庭等关键人物的贡献，它便不会变成今天仍然影响美国政治生活的活的制度。因此，更务实的做法是一方面完善文本的制定和修订，同时在依宪治国的纲领下由执政党带头尊重宪法文本。作为一个避免作出道德或政治判断的法律人，第一个提交书面意见的兰道夫并没有讨论设立国家银行的好处或坏处，而是纯粹从宪法文义出发，讨论了支持和反对设立国家银行的各种解释方案，指出反对意见可能更符合宪法。只要还债的权责属于国会，他就是国家整合的潜在纽带。

鼓励这种投机行为会损害公民诚实劳动的积极性。更有学者指出，如果英国政府坚持罗伯特·沃普尔的有益的忽视政策，美国独立战争就不会发生。[13]这种变革在短期内并未改变英国财政军事国家的属性，因为议会势力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规模的民主化还要等一个世纪才会发生。

这是我们讨论美国新的财政宪法的前提。盖乐庭在1799年曾经对众议院议员们说：（美国人的）自由仅仅受一卷纸（a parchment）—也就是一堆文字—的保护。财政收入是政府的灵魂，如果这个灵魂没有在我们的政府中被激活，政府就是一具只能被火葬的尸体。道格拉斯·诺斯和拜瑞·温盖斯特认为光荣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的宪制。

如果说汉密尔顿的偿债基金计划只是为偿还国债利息做了安排，而本金的偿还遥遥无期的话，盖乐庭的安排使得大量债券整体失效，联邦负债迅速减少。实际上，美国的建国过程绝非到独立战争和费城制宪为止，美国革命也不是一个单数的事件。

一旦国家有了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另一个问题就浮现出来：如何控制这个倾向于变得贪得无厌的利维坦，使其收支能够接受监督，并服务于公共利益。（二）创制条款及其宪法意义之展开 1.7.1被称为创制条款，因为它把创制税收法案的权力交由众议院独享。对美洲殖民地人民而言，他们在英国议会中不仅没有代表，也没有稳定的政治盟友。但这个方案无疾而终，因为要落实这个方案，就相当于要修改邦联条例，而邦联条例要求各州一致同意才能通过这类修正案。

1783年12月21日，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曼客栈（Manns Tavern），华盛顿发表了他宣布告别政治舞台的演讲。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四十五篇中，麦迪逊说道：如果正确而公平地把新宪法加以研究，就可看出它所提出的改变主要不是给联邦增添新权力，而是激活其原有的权力。盖乐庭对偿债基金的重组、强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有债必还形象。而借债和印钞对公众造成的影响更为隐蔽，更不容易引起注意。

盖乐庭也在自己的任期内超越党派意识形态，延续了汉密尔顿的制度遗产。只有当国基稳固、国内秩序形成之后，才谈得上如何去驯服政府权力，使之服务于公共福祉，拓展公民权利的范围与保护力度。

有学者认为这严重违反了美国的不成文财政宪法，甚至导致了这个宪法传统的崩溃。这个南北妥协的产物最终在奴隶是人还是财产之间作出了折中：他们是五分之三的人。

他敦促各州给予邦联议会充分的权力，使它能够筹到足够的经费，以便偿付拖欠革命将士的薪酬。在他的提议和游说下，英国议会于1764年4月5日通过了《糖税法》（ Sugar Act），该法的目的正如其序言所言： 由于在美洲征税以支付国家为该地提供国防、治安和稳定的费用是正当且必要的，我们下议院全体议员为此授权圣上于1764年9月29日之后对在美洲销售的下列商品—美洲生产的粘性糖，法国生产的葡萄酒，波斯、中国和东印度制造的丝绸产品……征收下述税目和税额。他们用由此获得的资源来养活军队，后者是统治者用来履行社会所购买的服务的工具，这些服务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汉密尔顿和盖乐庭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上都能超越私人和党派利益，寻求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条文把代表人数与纳税人口数关联到一起，其中也涉及最敏感的自由人与其他人（奴隶）的区别问题。实际上，英国对北美居民直接征税的时间并不长，始自1764年。

[12] 不过，在缺乏广泛的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光荣革命所带来的短期变化只是议会与君主宪法关系的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本身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84] 宪法的含义需要被行动激发出来，而不仅仅是解释出来。

他深知商业世界是围绕着信用之轴而运转的，信用的基础是信任，而信任是在长期的互惠交往中形成的。在1979年初，有三十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召开制宪会议来起草一部宪法修正案，要求政府维持预算均衡，控制通货膨胀。

但到独立战争前夕，英王的税务官员们只能收到30多万英镑的税。这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获得显著进展，其间作出主要贡献的人物是盖乐庭。

法律人很容易陷入制度中心主义的陷阱，认为制度到位了，问题就解决了。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宪法体现了对政府在促进公共福祉方面之能力的信任。[71] 正是由于汉密尔顿所奠定的国家信用基础，杰弗逊政府在为路易斯安纳购买筹集资金时得以用较低的利率借到债。第三，议会势力重申了它对税收事务的主导权，使君主无法单方面改变征税幅度。

因为他获得美国公民权未满9年，不符合宪法第1条第3款对参议员任职资格的要求。众议员更像是直接对选民负责的个人，而不是各州的代表。

正如《马里兰日报》在1790年2月3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汉密尔顿的筹款建议的读者来信所说：我们的公债状况以及它所带来的尴尬是给我们带来这部《宪法》的那场革命的主要原因。汉密尔顿和盖乐庭在财政宪法奠基过程所起的作用是互补和相互纠偏式的。

虽然他们深知这一原则本来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有实力与君主分庭抗礼的封建领主。美国财政系统的宪制基础正是在这两位关键人物的努力下奠定的。

联邦党人秉持其国家主义的理念，在建构国家的财政能力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考虑到公债持有人人数众多，这个措施实际上给许多人带来了实惠，也极大增强了政府的公共信用，使得此后的美国国债发行一直十分顺利，甚至多次出现抢购的风潮。他对人民能力的不信任是公开的。直接相关的条款都集中在《宪法》第1条，这里罗列如下： 第1款第3项（以下简称I.1.3，其他条款也同样简称）：众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此项人口数目的计算法，应在全体自由人民—包括订有契约的短期仆役，但不包括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数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

他在致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写道：国家负债如果不是过分沉重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国家之福。他更强调预算平衡、量入为出。

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债务国家化是中央集权化的关键步骤。而此时同样来自宾州的另一位参议员、汉密尔顿的老朋友罗伯特·莫里斯提出了剥夺盖乐庭参议员资格的动议。

在汉密尔顿于1789年9月就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后不久，国会要求他起草一份关于如何确立公共信用的计划，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国家荣誉和繁荣而言至关重要。在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中，他们讨论了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新宪法秩序是如何帮助政府确立了公共信用，从而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繁荣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 光荣革命中议会势力的胜利导致了五项重大的制度变迁：第一，陈腐不堪的旧财政制度及其所支撑的任性王权被废除，财政危机也因此得到化解。